母亲那声嗤笑像一根冰冷的针，扎破了我昨夜燃烧的狂怒，留下的是更加清醒和坚硬的决心。我没有回应，甚至没有抬头看她一眼，只是继续手上的动作，用透明胶带小心地将书页的碎片拼接起来。胶带拉扯发出细碎的声响，在这死寂的清晨里，像一种无声的宣誓。

她似乎也觉得无趣，嘟囔着骂了句“神经病”，便摔上了卧室的门。

我知道，战争并未结束，只是转换了形式。从今往后，我和她之间，不再是单方面的索取与承受，而将是一场关于生存资源的、冷酷的争夺与防御。

我不能再有任何软肋，不能再让她抓住任何把柄。

第一个要解决的，是钱的问题。

工资不能再放在家里，甚至不能放在身上。老板发薪的日子很固定，母亲既然知道了我有收入来源，就一定会盯着那天。

下班后，我恳求林淼淼陪我去了最近的一家邮政储蓄所。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种地方，明亮的灯光，整洁的柜台，穿着制式服装的工作人员，都让我有些手足无措。我在林淼淼的指导下，磕磕巴巴地填了表格，用我那皱巴巴的身份证，开设了人生中第一个银行账户。

当那张薄薄的、印着我名字的绿色卡片拿到手里时，我感到一种奇异的踏实感。它轻飘飘的，却仿佛比之前那个沉重的铁盒更加安全。我把卡片紧紧攥在手心，藏进贴身的衣服内袋里。这是我的堡垒，是我对抗整个世界的第一道防线。

从此，每次发工资，我都会第一时间跑去邮政所，哪怕只是存入几百块钱。看着存折上那缓慢增长的数字，心里那片荒芜之地，仿佛也被注入了一丝微弱的、却实实在在的养分。

第二个要解决的，是练习材料的问题。

土豆和萝卜终究不是办法，且极易被母亲发现并破坏。我需要更接近真实指甲的东西。

一次，我在帮林淼淼整理仓库时，发现了一大箱废弃的塑料餐具——那种一次性的、质量很差的勺子。它们的勺柄部分，有一定的弧度和硬度……

一个念头闪过。

我偷偷捡了一把勺子带回后厨，下班后，趁着没人，我用小锉刀小心翼翼地将勺柄磨成近似指甲的形状，然后尝试在上面练习涂胶、画花。

效果出乎意料地好！虽然弧度有限，但远比土豆萝卜更趁手，更接近真甲！而且它们便宜、不起眼，容易获取（老板巴不得有人帮他处理垃圾），也更容易藏匿。

我的“练习台”从角落的烂菜堆，转移到了更隐蔽的地方——餐馆阁楼上那个堆放杂物的狭窄空间。那里灰尘遍布，光线昏暗，但足够安全。每天下班后，我都会爬上去，就着一盏昏暗的灯泡，在那些废弃的塑料勺柄上，一遍遍地练习，直到眼睛酸涩，手臂发麻。

我知道我进步很慢，没有系统的学习，全靠自己瞎琢磨和那本拼凑起来的破书。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像一只固执的蜗牛，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一点点地爬。

林淼淼是我唯一的盟友和支持。她会帮我留意收集品相好的废弃勺子，会把她听到的关于美甲的零星知识告诉我，会在老板心情好的时候帮我说几句好话，让我能多些时间练习。

日子仿佛又回到了某种平静的轨道，甚至比之前更加忙碌和疲惫。但我知道，这平静之下，暗流汹涌。母亲并没有放弃从我这榨取钱财的念头，她只是暂时没找到新的方法。

她开始更频繁地在我面前哭穷，抱怨麻将输钱，抱怨物价上涨，抱怨身体这里疼那里痛需要买药。她试图用愧疚感和所谓的“孝道”来绑架我。

但我只是沉默地听着，不再有任何回应。我的心仿佛筑起了一道高墙，将她所有的言语都隔绝在外。有时她说着说着，会突然停下来，用一种陌生而警惕的眼神打量我，似乎不明白那个曾经唯唯诺诺、任她拿捏的女儿，怎么就突然变成了一块捂不热、敲不碎的石头。

这种无声的对峙让她愈发焦躁。她开始检查我的物品，翻我的书包，甚至在我洗澡时偷偷检查我的衣服口袋。但她一无所获。钱在银行，练习工具藏在阁楼，我的内心，则封锁得更紧。

然而，我低估了一个被赌博扭曲了心智的人的无耻程度。

那天发工资，我刚从邮政所出来，把存折小心收好，心里盘算着这个月又能攒下多少。刚走到巷口，就看见母亲等在那里，脸上带着一种假惺惺的笑意。

“絮絮，下班啦？”她罕见地用了一种近乎亲昵的称呼，让我瞬间警惕起来。

“嗯。”我低低应了一声，想从她身边绕过去。

她却拦住了我，搓着手，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那个……絮絮，妈今天手气不好，输了一点，欠了对面张阿姨两百块钱，她催得急……你看，你刚发了工资，先借给妈应应急，明天……明天妈赢了就还你！”

又是这套说辞。明天复明天，永远没有还钱的那一天。

“我没钱。”我停下脚步，看着她，声音平静。

“你怎么会没钱？”她的笑容僵了一下，声音拔高，“你刚发了工资！我都算着日子呢！八百块！你先给妈两百，就两百！”

“我说了，我没钱。”我重复道，试图推开她。

她猛地抓住我的胳膊，指甲掐进我的肉里，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狰狞和威胁：“江絮！你别给脸不要脸！我是你妈！问你拿点钱怎么了？你吃我的住我的，不该给钱吗？今天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巷子里已经有邻居探头探脑地张望。

屈辱和愤怒再次涌上心头，但我死死压住了。我知道，一旦在这里跟她拉扯吵闹，难堪的只会是我。

我用力甩开她的手，冷冷地看着她：“我的工资，怎么花是我的自由。你欠的钱，你自己想办法。”

“你！”她气得浑身发抖，扬手又想打我。

这一次，我没有退缩，反而上前一步，直视着她的眼睛，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说：“你打一下试试。你只要敢打，我明天就去派出所，告你虐待，告你偷我的钱。你看看到时候那些牌友还会不会跟你这个‘小偷’的妈妈打牌！”

我的话像一把冰冷的匕首，精准地刺中了她最在乎的东西——面子和赌博的圈子。她扬起的手僵在了半空中，脸上血色尽褪，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我。

她或许终于意识到，那个可以任由她搓圆捏扁的女儿，已经死了。

“你……你敢……”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你看我敢不敢。”我的声音没有丝毫温度，“以后，我的事，你少管。你的债，你自己还。”

说完，我不再看她那副惊怒交加的扭曲表情，转身，挺直了背脊，一步一步地走回家。虽然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手脚也因为紧张而冰凉，但一种从未有过的、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微弱力量感，支撑着我。

从那以后，母亲虽然依旧没有好脸色，各种冷嘲热讽不断，但她再也没有明目张胆地跟我要过钱，也不敢再轻易动我的东西。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两个彼此警惕的陌生人，中间隔着一道无形却坚不可摧的壁垒。

我知道，我赢得了一场小小的、阶段性的胜利。但这胜利代价惨重，它是以彻底斩断母女亲情为代价换来的。

心里不是不痛，只是那痛楚，已经被更强大的求生欲和恨意覆盖。

我的世界很小，只剩下餐馆、阁楼、邮政所，和银行账户里缓慢增长的数字。

但我在这狭小的空间里，用沉默和倔强，为自己筑起了一座坚硬的堡垒。

我知道，我要活下去。并且，要活得比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