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节，沈阳工程收尾的哨声终于落下。我没急着休假，反倒留在工地，把最后的验收报告、监理档案、施工日志逐页核对，码齐归档。直到大年初三，才独自开着那台老商务车，碾上回大连的高速。
当时沈大高速正在翻修，公路空旷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荒凉得像被世界遗忘的角落。车子多半颠簸在土路上，两侧的护栏早被拆得精光，裸露的路基上堆着冻得硬邦邦的新翻黄土，未铺沥青的路面在冬日阳光下泛着刺眼的粗粝光，像横割的一道道伤疤。施工留下的土堆霸占了半边车道，车轮碾过，细碎的沙石噼啪乱蹦，像是对寒冬的无声抗议。摇下车窗，冷风卷着刀子般的锋利灌进来，刮得脸颊生疼。
远处的黄土道路骤然映现出一片冰泽。——三年前那场暴雨猛地漫了上来。若不是那段低洼处的浊水，若不是前面那台白色厢货……据说这条高速将拓宽成双向八车道，如今却连路基都没整利索。这世界好像都在往前跑，只有我还陷在那个雨夜的泥沼里，怎么也拔不出脚。
仪表盘的指针钉在100公里，发动机的轰鸣被空旷放大，震得耳膜发胀。望着前方笔直得没有尽头的路，忽然觉得这场景像极了美国西部片——孤独的牛仔纵马穿过荒原，身后拖着未愈的枪伤，前方是看不清的命运。只不过，他骑的是烈马，我开的是台喘着粗气的老商务；他身后追的是仇家，我身后跟着的是那些钻进骨头缝的念头，甩也甩不掉。
春节过后的大连还浸在料峭春寒里，我喉咙的疼痛却先一步炸开——不是普通的干疼，是带着棱角的锐痛，每咽一口唾沫都像吞玻璃碴，连说话时舌根都发紧。药房买的“新净界”喷剂成了救命稻草，按下喷头的瞬间，冰凉的药雾顺着喉咙往下钻，能换来三分钟的安生；可药效一退，灼烧感就卷土重来，像有团火在气管里慢慢烧，连带着胸腔都发闷。
更难熬的是清晨。舌苔总厚得像泡发的霉斑，黄黑相间地糊在舌面上，得拿勺子硬刮才能露出点红肉，刮下来的黏液缠在勺沿，看着就像自己当下的日子——黏糊糊，见不得光。我坐在五四广场小屋的床沿，盯着窗台上冻裂的玻璃杯发呆：非典闹得全国没完没了，到处都在备消毒水，我这身子是不是也跟着中了什么彩？到底是前一年的酒伤了底子，还是这病真要找上门？
直到三月中旬的那个下午，玲杉的电话打进来时，我正含着润喉片。她那边背景音有点吵，像是在宿舍楼道，“喂？能听见吗？”话音刚落，就传来两声闷闷的咳嗽，像被手帕捂着。
“最近嗓子疼得厉害，”她的声音沙哑了些，带着鼻音，“西安这阵子太干了，校园里的法桐都还没发芽，风一吹就刮嗓子。”
我手里的润喉片“啪”地掉在地上。心脏像被铁钳猛地攥住，疼得我瞬间弓起背。听筒硌在耳朵上，硬得像块冰——非典期间校园封了两周，她天天困在宿舍里自学课程，会不会是春节假期时，我把什么病气带给她了？我记得临走那天在火车站吻她，她的围巾蹭着我下巴；记得她趴在我肩上数站台的灯，呼吸暖烘烘地吹在我颈窝；记得她抢我手里的奶茶，舌尖碰到我手指时，像只小兽似的缩了缩……
“你……去校医院看过吗？”我攥着听筒的指节发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像被风吹的纸。
“哎呀，多大点事，”她在那头笑，带着惯有的小任性，“我们宿舍老三也这样，说是春燥。再说校医院现在只给发烧的看，排队要戴两层口罩，勒得耳朵疼。”
我突然想起她的小性子——假期时她感冒，我让她喝姜汤，她噘着嘴说“辣”，非等我买了桃罐头才肯喝；前阵子电话里，她抱怨图书馆抢不到座，气鼓鼓地把笔扔在书上，却在我哄她“要不我去陪读给你占座”时，又红着脸说“才不听你忽悠”。这么个连喝药都要讨价还价的姑娘，怎么会乖乖去医院？
听筒被我攥得变了形。“阿弥陀佛，”我盯着桌上非典防控的宣传单，字都看模糊了，“菩萨要是真有灵，让她嗓子明天就好。她要是疼一天，我就多疼三天；她要是敢发烧，我这条命拿去换了都成。”
那天午后工地办公室，我蹲在炕头边，额头抵着冰凉炕沿。电暖气的温度根本抵不住窗外的寒风，寒气顺着额头往骨头里钻，可我不敢动。窗外的雪还在下，雪花簌簌落在窗台上。我想起她最后这个假期，依偎在我怀里：“我马上就长大了，等我毕业啊！”她当时的声音脆生生的，像刚剥壳的杏仁。
我把脸埋在臂弯里，喉咙突然涌上腥咸——是刚才硬咽唾沫时刮破了黏膜。“玲杉，”我对着地板轻轻说，“你可千万别有事。你要是不好，我连疼都没地方疼了。”
雪还在零星地下着，盖住了远处荒地的枯草，也盖住了我反复念叨的祈祷……
新的工程开工在大黑山脚下。刚到那日，荒草漫过脚踝，乱坟岗在枯茅里若隐若现——有些坟头被刨开个豁口，黑土像翻出的陈年伤口，碎骨渣混着冻土碴散在草窠里；歪斜的墓碑半截陷进泥里，碑上的名字被风雨啃得只剩模糊的残笔。远处山坳里积着未化的雪，像谁揉碎的纸钱，零零落落撒在灰黄的坡地上。
办公室是栋没拆的石头房。墙缝里嵌着的碎石块倒像刻意拼过，青灰、赭红、米白的石面被岁月磨得发亮，倒比城里的瓷砖多了几分活气。推开门时“吱呀”一声，铁锈门轴像被掐住的喉咙。门后两侧各蹲一个炉台：左边炉膛空着，黑黢黢的土砖上结着蛛网；右边那口铁锅裂了道斜纹，边缘还沾着半焦的玉米糊，像是上回煮粥时突然炸开的。这屋子该住过好几代人吧，正房里两张木桌的腿都垫着碎砖，杨部长正蹲在桌边码文件，听见动静转过头，眼角的皱纹挤成朵菊花：“来了？瞧瞧这地儿，不赖吧？”他拽过把椅子往我跟前一塞，椅腿在红砖地面上刮出细痕，“就屋顶漏点风，等队伍来了换层新瓦；门窗也得换，现在这木框子，耗子都能钻进来。”他忽然指向窗外，枯树枝桠间漏进点天光，“开春了在院里种点苞米，墙角栽几丛薄荷，你嫂子最会用薄荷泡水，到时候给你捎两罐。”
看着这老头此刻的模样，想起从前改文件时他红笔圈出的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倒觉得这皱纹里藏着的不是严厉，是把日子过瓷实的热乎气。
日子像炉台上的残雪，悄没声地化着。施工过程我依旧负责技术文件在现场与设计院及规划局之间往返忙碌着，白天，我笑起来时能把安全帽上的霜震掉；可一到夜里，那则广告里的字句就像虫子钻进骨头——总忍不住摸脖子，指腹碾过那些硬块时，能感觉到它们在皮下轻轻滚动；放下胳膊时腋下的肿胀硌得生疼，像夹着两个没熟透的硬桃。
而这一切都源自去年的盛夏——
那天下午的阳光好得有些晃眼，工地办公室的铁皮顶被晒得发烫，我趴在布满水泥渍的键盘前扫雷——鼠标点到第三排时，屏幕右下角的小企鹅突然跳了起来，蓝白相间的图标在灰扑扑的桌面格外扎眼。我随手点开来，指尖还沾着上午核对图纸蹭的铅笔灰。
直到“乔麦不发芽”五个字撞进眼里，我才猛地僵住。
指尖悬在鼠标上，像被冻住了。屏幕上“你还好吗？”四个字安安静静躺着，可我耳中突然嗡鸣起来，工地远处振捣棒的轰隆、同事翻图纸的哗啦，全都退成了模糊的背景音。心脏像被一只浸了冰水的手攥得死紧，连呼吸都带着疼——那是2001年暴雨夜她冲进雨幕时，我攥着她留下的帆布包带的感觉，又硬又凉，还带着点潮湿的褶皱。
我盯着对话框看了多久？久到屏幕开始发烫，久到游戏中的雷全部炸开。最终还是攥着手机冲进了工地门口的树林，松针被踩得噼啪响，像在数我慌乱的脚步。夕阳把树影的斑驳拉得老远，缠在河边的围栏上，像她当年总爱系的那条帆布带。烟头一根接一根地踩在脚下，烟蒂在脚边堆成小小的坟，烟灰被风卷着飘向远处的塔吊——吊臂上透着锈迹斑斑黄漆，却让我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那些尚未愈合的伤口。
2000年付家庄海边她用竹签戳烤虾的笑、文化街老屋她趴床头柜胡思乱想的侧影、最后那个雨夜她帆布包在积水里拖出的银线……全在眼前转着。一年了，我以为这些画面早被沈阳的寒风冻住，可她仅用四个字就把冰面敲得粉碎。她为什么会找我？是过得不好，还是只是随口一问？我想说一句对不起，想问她与远舟的后来，想问一句还会见面吗？可手指在手机壳上抠出红痕，终究没敢拨号。
直到暮色漫进树林，我才磨磨蹭蹭走回办公室。键盘上的灰尘宛如被细致勘察过的犯罪现场，那些频繁使用的按键与鲜少触碰的功能键，界限分明，一目了然。我对着屏幕敲“还好”，删了又打，打了又删，指尖抖得像在寒风里的草。最终发出去的“还好，你呢？，”后面，偷偷加了个逗号——当年她总笑我用不好标点，说句号太硬，逗号可留有余地，呵呵，最终句号还是留给了我。
“挺好的，你现在怎么样了？”她的消息来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