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休养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到了现在。

陈望野把我按在树上，粗暴地蹂躏了一番我的嘴唇，然后就被后头跟着的徐亦卓一把揪出去，揍了两拳头。他没有对我造成实际的伤害，但我仍是想起了大哥的信，想起了小乔听到我说“偷钱”时的神色，想起爸妈和老哥对我异乎寻常的看管，想起身上的烟头疤痕。

那层白膜被撕开了一个口子，紧接着云烟般消散而去，露出一个月圆清晖的元宵夜。

那天，经常和我“玩”的那群兄长中的一个毫不起眼的瘦高个突然来找我，说他们叫我去山上探险。他是那群人里面唯一比较温和的，对我很好。

我不敢拒绝，生怕下次拿不到钱，他也要在我身上灭烟头，于是只说了想早点回家——元宵夜，外公一早煮了汤圆在家等我。

他答应了我，可等到了山上，他一把将我按在树上，叫我乖乖的不要告诉别人，否则就叫他们也一起这样“跟我玩”。

我很害怕因为太痛了，只能任由他作弄。

时至今日，那种恐惧、委屈、恶心、黏腻的感受如同附骨之疽，挥之不去。

他结束之后，便很快逃离了那座山；而我在山上乱走，失足掉进了坑里。其实那底下没有多深，但我怎么也没有办法爬出来，也许是因为我把衣服弄脏了，也许是因为外公的汤圆等得坨了。

我在坑里待了一夜一天，爸妈和大哥找到了我。

妈妈用她的黑色手袋狠狠抽了我一顿，上面的水钻刮得我更疼了。她越打越起劲，有那么一瞬间她的表情狰狞得像要吃了我，随后她又清醒过来，哭着把我搂住。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挨打，回去了才知道原来是外公因我之故病倒了。

我更加不敢说在那座山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师说懂事的小朋友要体谅爸爸妈妈的辛苦。

大哥捏着鼻子来给我洗澡，不知道怎么发现了我身上的伤。事情还是闹大了，爸妈歇斯底里地报警去抓了那个人，包括其他在我手心灭烟头的大朋友，最终因为年纪太小，只是进了少管所改造一段时间，便不了了之。

那段时间走在路上，没有一户人家不讨论这件事情的，每个人嘴上感叹着，作孽噢！但我看出来他们实际上是用这桩肮脏奇闻来填塞他们猎奇的心灵，一种高高挂起的虚伪的正义。

在口口相传之中，我成了一个可怜的公用器皿，有些家长假借他们儿女的名义，将我被施暴的细节讲述得绘声绘色，仿佛那是真实存在的一样。

他们假使正义之名，将我推入了更深一层的阿鼻地狱。我企图诉说我的冤屈，而阎王只是低垂双眸对我审判，一切的罪起源于你选择上山，一切的恶起源于你本性懦弱。

全部都是我的错。

小地方的流言像登陆前的台风一样愈演愈烈，有好事的人专程在医院讲给外公听，外公倒下了，没有再起得来。

爸妈操办完白事把我带走了——当时我们还不在S市，只是距离乡下有点距离的省会城市。他们俩的工作仍旧很忙，大哥要补习准备中学考试很忙，我还是一个人读书上学。他们给我换到一所重点小学，认为这里的学校不会乡下那些“坏种”在，我可以安全地接受知识的熏陶。

一开始确实如此，但我性格使然，仍旧每天低头插兜走路，甚至不敢大大方方和同学说话。毕竟他们看起来都派头很大、人均掌握一门琴棋书画高雅艺术，我这个乡下来的小孤僻显得格格不入，更没法插得上话。

那段时间我最害怕上体育课，因为别人都三两成群，我只能坐在一旁看大家玩。

我也很想有人一起踢毽子。

同桌把桌子搬开了去，和我划开一道东非大裂谷，我不敢问为什么。课间的时候大家笑话她和小乡巴佬是一对，她哭着跑去找了班主任，随后擦着眼泪回来叫我去办公室一趟。

走到办公室门口，刚好听见她在和别人谈“那个怪癖小孩”。我站了半天她才发现我在，尴尬地叫我跟别人换个位置，坐到最前一排去。

我不抱任何希望地收拾书包，和我换位置的男生直接把他的桌子扛了过来，叫我连桌子也一起搬走；我踟躇片刻，他一脚踹飞了我的桌子，本子和铅笔掉了一地。

我的新同桌从远处走过来，愤怒地把他的桌子也给踹飞了，随后蹲下来帮我收拾文具。

那一刻我觉得她是我的救世主。

我开始有人能说说话，体育课也有人一起踢毽子。新同桌爱说笑、人缘很好，有些女生跑过来找她聊天，她就顺带着开我几句玩笑，渐渐地也有同学愿意跟我点头打招呼了。

我求大哥帮我买了很多偶像电视剧的VCD，大哥问我怎么现在不爱多啦A梦了——再说了，男孩子这个年纪应该看假面超人和奥特曼才是啊？

我不好意思说是为了能和女孩子们有话题聊。

老天大抵总不乐见我的美满，我的人生刚刚开始有了向上的趋势，又急转而下直坠谷底。

我们年纪来了一个转学生，随后小地方的流言席卷而来。刚开始我没有察觉，只是觉得奇怪，上体育课的时候女生们在踢毽子，我想过去跟她们打打招呼，她们却把头扭了过去，当没看见。

这些我早已习惯，于是摸摸鼻子尴尬地走开。不久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前新同桌身边的朋友很多，渐渐地也只剩下她一个人。她不爱在班上说话了，对我更是一个眼神都没有，我鼓起勇气想问她我哪里做得不好，就克服恐惧买来小蛋糕请她。

她趴在桌子上画东西，我挤过去放下蛋糕，不知道怎么开口，就想先给她削削铅笔，刚动了一下卷笔器她就尖叫着扑过来抢走，哭喊道：“不准你碰我的东西！”

蛋糕倒着砸到地上，没法继续吃了。

我才知道大家都知道我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了。

流言像飞萤一样追赶着我，同学们虽极力排挤我，但没人敢对老师说出真正的原因。我噙着泪水上课，老师们偶尔对我投来可怜的眼神，但我更想要他们在课下走过来看看我，摸摸我的头。

班主任叫了两趟父母去学校谈话，直到一个月之后他们才有空过去——他们早已在电话里谈完了所有的事情，包括我性格孤僻被孤立排挤的种种，谈判的终点是再次转学。

妈妈作为代表前来办理转学手续，我在办公室里坐着等她。新同桌来交收好的试卷，我想最后跟她道个别，她视若无睹，转身走了。

五分钟之后我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了，妈妈来带我回家。我握住她温暖的半个手掌，她转过头，眼神向下，没有忍住露出了一个厌弃的表情。

我甩开她的手，从教师办公室的窗户一跃而下。

后来我从医院醒来，忘记了前面发生的所有事情。幸好那办公室的窗外是空调室外机，我跳下去，先摔到上面缓冲，然后才掉到下面一层的露台上，幸运的是捡了一条小命，不幸的是伤到了脑子。

大哥说，你的名字叫白清苑，但我总觉得这个名字陌生。我做了很多沙盘游戏，出院那天爸妈大哥一起来医院接我，之后迁徙往另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城市。

开学的第一天，大哥亲自领着我进了教室的大门，人群之中，他一眼就选中了那个最耀眼最出挑的小孩：“哎，同学，你过来一下。”

乔思逸咬着棒棒糖就来了：“有何贵干？”

大哥说：“帮我罩着我弟弟，以后你的棒棒糖我承包了。”

乔思逸拍着胸脯：“包在我身上了！”

他牵着我的手进去。

我们再也没有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