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生活对沈遂之而言，像一件永远不合身、针脚粗糙的硬布衫，硌得他浑身不自在。那些拼音、数字、简单的儿歌和操练，对于一个内里装着成年戏魂的李可来说，幼稚得近乎侮辱。但他不得不披上这件布衫，扮演一个沉默寡言、偶尔显得迟钝的乡下孩子。
奇异的是，或许是前世零星的识字经历和成年人理解力的残留，又或许是这具身体在戏曲之外的领域也带着点不为人知的灵光，沈遂之的“功课”出乎意料地好。
语文课上，王老师教的生字，他看一遍就能记住结构，虽然握笔姿势僵硬，笔画也带着戏曲手势的别扭弧度，但写出来的字却横平竖直，有模有样。简单的组词造句，他往往能给出让王老师惊讶的、超出年龄的准确度，偶尔甚至带点不寻常的用词，比如把“跑”说成“疾走”，把“哭”说成“悲泣”，引得其他孩子哄笑，王老师却若有所思。
数学更简单，十以内的加减他心算如飞，二十以内的也难不倒。当别的孩子还在掰着手指头数“3+5”时，他已经把练习本上的题目全做完了，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枝桠，手指在桌上无声地敲着鼓点。
第一次小测验，沈遂之语文数学都拿了满分。王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他，说他聪明，进步快，是块读书的料。同学们看他的眼神多了些好奇，少了些最初的排斥。那个总拖着鼻涕的、坐在他前排的小胖墩，还主动分给他半块烤红薯。
可沈遂之心里没有丝毫喜悦。那张满分的卷子，轻飘飘的，没有分量。远不及他第一次完整走下一套“起霸”身段时，师傅那声勉强算认可的“嗯”来得实在。同学们的友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模糊而遥远。他仿佛一个异乡客，偶然学会了当地的几句方言，应付了盘查，内心却依然惦念着千里之外的乡音。
那乡音，是锣鼓，是胡琴，是喷呐高亢的嘶鸣，是唱腔里百转千回的韵味。
戏班的早晚功课，赵班主果然给他减了量，但要求更“精”。早晨，他必须比上学时间提前一个时辰起床，在清冷的晨雾里耗腿、吊嗓。晚上放学回来，无论多晚，都要把当天的身段过一遍，新学的唱腔唱熟。周末和假期，更是全天泡在戏班，跟场、观摩，偶尔顶些小角色。
身体的记忆是顽固的。一旦回到那个尘土飞扬的院子，听到那些熟悉的声响，沈遂之就像一滴水融回了河流。踢腿时筋骨拉伸的痛感，吊嗓时气息冲撞声带的震颤，走圆场时脚下微微发飘的轻盈……这些感觉如此真实，如此强烈，瞬间就能冲刷掉学校里积攒的所有滞闷和格格不入。只有在练功的时候，在偶尔上台的短暂片刻，他才能感觉到这具身体与灵魂某种扭曲的、痛苦的合一。
分裂感与日俱增。在学校，他是沉默寡言但功课奇好的沈遂之；在戏班，他是对自己极狠、进步神速的小学徒“小遂子”。两个身份，两个世界，在他瘦小的躯壳里日夜交战，撕扯得他疲惫不堪。
第一次逃学的念头，是在一个春日的下午萌生的。那天上午，戏班接了个邻村白事的活儿，要唱一夜的“坐腔戏”（守灵时唱的戏）。这种戏往往悲调多，需要情感饱满。赵班主头天晚上跟他说：“明儿个白天没啥要紧戏，但你那出《哭坟》的调门还得磨，悲气不足，光有嗓子不行，得心里有那股劲儿。明儿下午，孙胖子给你说说戏。”
沈遂之记下了。可那天下午，王老师要讲新课，据说乡里中心小学的领导还要来听课。王老师头天特意叮嘱大家，一定要穿戴整齐，遵守纪律。
上午的课，沈遂之心不在焉。黑板上的字在跳舞，王老师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他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哭坟》里那段核心唱腔，琢磨着孙胖子说的“心里得有那股劲儿”。那股劲儿是什么？是前世家破人亡、流落戏班的凄惶？是今生被迫重操旧业的绝望？还是两者混杂的、更深刻的悲凉？
课间，他看到教室墙角扫帚上缠着一截褪色的红布条，像极了戏台上用的。他盯着那布条，手指微微颤动，仿佛已经捏住了虚拟的水袖。
下午第一节课的预备铃敲响了。同学们匆匆跑回座位。沈遂之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窗外明媚得过分的阳光，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不知是哪户人家办喜事的鞭炮声（或许是错觉），又想起戏班那昏暗后台的油彩味，想起孙胖子等着给他说戏……一种强烈的、几乎无法抗拒的冲动攫住了他。
去学校，面对枯燥的课文和陌生的领导检查？还是回戏班，去触碰那令他痛苦却又无比亲切的“戏”？
几乎没有挣扎太久。当王老师拿着教案走进教室，开始整顿纪律时，沈遂之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他的动作很轻，很快，带着常年练功养成的敏捷。心跳得厉害，不是害怕，而是一种近乎叛逆的、夹杂着罪恶感的兴奋。
他没有直接回戏班落脚的那个村，而是绕了一段路，从小学后面的田埂穿过去。春天的田野，泥土松软，冒着新鲜的草芽气息。他跑了起来，越跑越快，破旧的书包在背后一下下拍打着。风灌进他单薄的衣裳，却吹不散心头那股燥热。
跑回戏班院子时，孙胖子正蹲在屋檐下抽旱烟，看到他气喘吁吁地出现，愣了一下：“咦？你小子咋这时候回来了？不上学？”
沈遂之喘着气，没回答，只是用那双黑沉沉的眼睛看着他。
孙胖子像是明白了什么，咂咂嘴，没多问，磕了磕烟锅：“也好，省得我晚上还得赶工。来，咱屋里说。”
那一下午，沈遂之沉浸在《哭坟》的戏里。孙胖子没讲太多技巧，只是絮絮叨叨说着这出戏的来历，戏里人物的遭遇，说着“悲从心来，腔随情走”。沈遂之听着，那些话仿佛不是进入耳朵，而是直接滴进了心里，与他灵魂深处那些苦涩的记忆汇合、发酵。当他再次试着唱起那段核心唱腔时，声音里不由自主地带上了哽咽，眼神空茫而哀切，虽仍稚嫩，但那股“悲气”，竟真的透了出来。
孙胖子拍腿叫了声：“有点意思了！”
那一刻，沈遂之忘记了逃学，忘记了学校，忘记了王老师可能有的失望和找上门来的麻烦。他只感觉到一种释放，一种扭曲的归属感。仿佛只有在这里，在戏里，他才是“活”的。
当然，逃学有代价。第二天，王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语气是前所未有的严厉和失望。“沈遂之，老师知道你家里情况特殊，但上学是正事！你怎么能说不来就不来？昨天领导还问起你……”看着他低垂的头，苍白的小脸，王老师终究没说出太重的话，只是叹气，“下次不许这样了，知道吗？再有下次，我要去你家……去你戏班找人了。”
沈遂之点头，认错态度良好。
但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借口五花八门：肚子疼、头疼、家里有事……后来甚至懒得找借口，瞅准机会就溜。他专挑那些在他看来无关紧要的副课，或者下午自习的时间逃。他对时间的拿捏越来越准，路线越来越熟，躲开老师和同学视线的技巧也越来越娴熟——这或许也算另一种“台步”和“身法”的运用。
奇怪的是，尽管逃学频繁，他的功课却一直没落下。每次测验、考试，依然名列前茅。这让他有了一种诡异的“资本”，仿佛成绩好成了他逃学行为的护身符。王老师对他又爱又气，多次家访（其实是找到戏班），赵班主总是打着哈哈，说孩子贪玩，一定严加管教，回头却对沈遂之说：“机灵点，别被抓现行。功课别丢，堵他们的嘴。”
沈遂之就在这种分裂中越陷越深。在学校，他是令人费解的神童，是老师重点关照又头痛的对象；在戏班，他是天赋异禀又沉默刻苦的“戏痴”，是赵班主手里藏着掖着、却又忍不住要炫耀的王牌小学徒。
他的身体仿佛有两套独立的系统：一套应对学校的规范、文字、理性；另一套，则天然地亲近着戏曲的韵律、肢体、情感。后者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哪怕那磁石上沾满了前世的血泪和今生的疼痛。逃学，成了他从一个系统切换到另一个系统的危险闸门，每一次扳动，都带着负罪般的快感和更深沉的空虚。
春天过去，夏天来了。教室里闷热难当，戏班的露天演出却多了起来。沈遂之逃学的次数也越发频繁。他像一只穿梭在两个截然不同世界间的鬼魅，功课单上的“优”和练功服上的汗水、油彩，同样鲜明，同样虚幻。
他知道这样不对，知道王老师的担忧是真的，知道“上学”对大多数人意味着更广阔的出路。可他就是控制不住。仿佛那咿咿呀呀的唱腔，那腾挪翻转的身段，才是他这具身体与生俱来的、无法剥离的母语。哪怕说这母语时，喉头总是梗着血，骨缝里总是渗着苦。
夏日的某一天，下午第一节是美术课，画西瓜。沈遂之看着面前的白纸和蜡笔，又看了看窗外刺眼的阳光。戏班今天要赶一个三十里外集市的晚场，这会儿应该正在装车。
他悄悄放下蜡笔，又一次，从后门溜了出去。这一次，他没有跑，只是快步走着，脚步不由自主地合上了某种台步的节奏，微微摇晃，仿佛已踏在颠簸行进的戏班板车上。书包在他肩上一荡一荡，里面装着满分的试卷和空白的画纸。
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斜斜地投向通往戏班的方向。那影子扭动着，似乎也在模仿着某个戏里的身段。